第二条思路是顺向的，是由始基向终极的顺推，前一项是后一项的基础，后一项是前一项的发展。
另一方面，它推动人推己及人，惠及社会，向外践行仁政，博施济众，达到圣王的境界。春秋战国时期，现实中圣王不再，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整合圣与王，提出完整的内圣外王之道。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上古圣王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了，圣与王一分而为二，孔孟荀就在理论上探讨圣王、圣人的内涵，整合圣与王，提出完整的内圣外王之道，后世学者将其归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结构，成为一个儒学更新发展过程中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结构。他分疏百姓、士、君子、圣人等不同人格层级，以圣人为治道的最高担当者，君子在治道中具有主体作用，礼义在治道中居中制衡，上通下贯，形成了立体的社会治理体系。荀子也强调心诚，他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儒学现代转型的逻辑起点是如何对内圣外王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港台和大陆新儒家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也存在很大争议。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
（《近思录》卷五《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朱熹说：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摘要：明清以降，儒学由于内部蜕变和外部多次冲击变成了游魂，面临着现代转型。农人固朴实耐苦，商人亦多急功好利的人。
为父底为尽父之道是尽伦。传统儒家德本财未的思想主要是针对个人在道德修养和追求富贵方面而讲的，今天在工商经济时代，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确立基本的价值观是亟须的，同时也要强调工商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是我们这些学人的悲哀，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是该引起学者的反思了。为了阐述利与义的关系，《大学》进一步提出了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看法，即主张采取光明正大的办法富裕起来，这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从事生产，尽可能地减少非生产人员，鼓励人们勤奋努力，注意节约，这样，社会的财富就能够持续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以财发身的人把财产看作身外之物，所以能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贺麟强调突破传统儒学重农抑商的观念，提出儒商、儒工等新观念。
商人游历的地方多，见闻亦多，每每非故乡的旧风俗习惯所能束缚。不论一个人所有底伦或职是什么，他都可以尽伦尽职。《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楚国申叔时之言云：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他说：我觉得几千年深入人心重农轻工商的旧观念，便应加以改变……其实平心而论，且就大多数看来，农人固属勤劳自食其力，商人也何尝不夙兴夜寐，操其业务。
所以，我提出道德为本（体），工商为基（础）的思路。以人为本既是一种对最广大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和地位的肯定，又是一种价值取向，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故商人于打破旧风俗习惯，改革旧礼教，促进新道德的产生，常有其特殊的贡献。农耕社会改变了，农耕社会之理无疑过时了，可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之理却没有过时，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
孔子反复申明他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必须合于义与仁道。……且即从道德生活言，商贾大都比农人好动，远离乡井，旅行冒险，精神可佩。
（《文化与人生》，他认为在工商经济时代，商人不能再被排除在儒者的范围之外，而必须获得应有的尊重。为子底尽为子之道亦是尽伦。
孟子指出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膝文公上》）。《左传》文公七年载晋国贵族郄缺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以道德为本，铸就健康的道德人格。他把儒家传统的家族伦理改造为职业伦理，这样就与工商社会有了兼容性。这些都构成了儒家处理物质与精神，德行与财货的辨证思想。最后，概括出治国应该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政治哲学原则。
而以身发财的人爱财如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或贪赃枉法，或铤而走险，或贪婪吝啬，最后必然是身败名裂、身亡财空。农人固劳力，商人恐有时亦须劳力且兼须劳心
传统儒家德本财未的思想主要是针对个人在道德修养和追求富贵方面而讲的，今天在工商经济时代，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确立基本的价值观是亟须的，同时也要强调工商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为子底尽为子之道亦是尽伦。
他把儒家传统的家族伦理改造为职业伦理，这样就与工商社会有了兼容性。虽然这些问题在许多学者的论文和专著中已经有了许多探讨，可惜许多工商人士没有读到，说明我们的学术研究确实还只停留在书斋里，没有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农人则比较安土重迁，好静而守旧，于维持传统的道德文化，颇有力量。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构筑中国社会的基础，这是中国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他说：我觉得几千年深入人心重农轻工商的旧观念，便应加以改变……其实平心而论，且就大多数看来，农人固属勤劳自食其力，商人也何尝不夙兴夜寐，操其业务。总之，农人与商人皆是良好的公民，皆是组成健全的社会国家所不可缺的中坚分子。
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以义统摄利，义是无可争辩的价值标准，利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物质条件。利用指便利器用，即发明与改进这个工具器物。
这种以道德为基本价值观来统摄商品经济的思想不但没有过时，而且针对今天的中国更具有现实意义。说明当时人们是十分注意处理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其基本的认识就是通过纯正人的伦理行为规范，真正做到用以德为本体的形而上之道去统御日用技艺这形而下之器。
以人为本既是一种对最广大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和地位的肯定，又是一种价值取向，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尊重人、爱护人、理解人、关心人，乃至依靠人、塑造人，处处从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根本目标。
为父底为尽父之道是尽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当小兵底，尽其为兵之道，亦是尽职。特别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两句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时代就流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之说。孔子反复申明他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必须合于义与仁道。
又《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国宴婴之言：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当大将底，尽其为将之道，是尽职。
而以身发财的人爱财如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或贪赃枉法，或铤而走险，或贪婪吝啬，最后必然是身败名裂、身亡财空。不论一个人所有底伦或职是什么，他都可以尽伦尽职。